戈顿（manuel cordon）一家在多伦多居住20余年后，自己被加拿大递解出境，返回危地马拉城。上月，亦即递解出境后5个月，他在危地马拉城被人开枪击毙。

他的妻子华伦瑞拉（rosa valenzuela）才38岁，她表示自己竟不能在他的坟前向他致祭。不能带他的骨灰回来。而且治安不靖，她也不敢在危地马拉这个首府逗留太长。

华伦瑞拉在多伦多居住及谋生已近22年。3名子女在这里出生。她抱着出生满月不久的长女与丈夫戈顿来到多伦多。华伦瑞拉每年都申请工作证，当家庭清洁员，都获批准。她可以继续工作，有医疗保障；不过没有居留权、没有证明文件。

听信错误建议

戈顿两夫妇的经历，与其它的移民一样，听信了错误的建议，不懂得循正确门路争取，结果便湮没无闻。

她说道：「我要将我的经历讲出来，我不想别人重蹈覆辙。」

当年，她与丈夫戈顿，还有一些在危地马拉的邻居，一同逃亡进入美国。他们的长女便是在美国出生。她们再在1987年2月抵达加拿大，申请难民身份。

两年后，加拿大修改移民法，设立移民及难民委员会（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）。她两人及另外12万人成为了积压个案。加国官员通知他们需要出席聆讯，当局才可以决定如何处理。

1991年，处理积压个案已花了渥京千万金钱，已处理的只有几千人。由于这项计划反对声音多、成本高，结果在1990年代取销。

当时他们可以选择留在积压个案内（而聆讯结果已令很多人被遣返），也可以选择申请难民身份。结果他们宁取后者。
两年前，两夫妇走到fcj难民中心求助。难民中心为他们介绍了一名律师。该中心人员说：「很多人像这两夫妇一样，以后便湮没无闻。」

戈顿在2001年被当局下令遣返危地马拉。返回危国后，他确诊患上癌症。身罹重疾、体质虚弱、又渴望见到家人，他在7个月后去到拉斯韦加斯，搭顺风车去到水牛城，得到那里的难民中心人员的协助返回多伦多。在多伦多，他又确诊患上霍金氏病（hodgkin''s disease）。但戈顿的风险手术评估文件并没有呈交。2006年春，戈顿又一次被当局下令递解出境。

再遭遣返

华伦瑞拉表示：「他认为自己即使不死，也会死于充满暴力的危地马拉街头。」他决定留下来。他19岁的长子也决定辍学，担任建筑工人，以担保父亲的难民申请。

戈顿的女儿麦姬（maggie）说，父亲在去年12月10日被当局拿住了，然后再将他遣返。在6月28日，在外婆的家门外，戈顿与两名朋友被人袭击，但两名朋友逃脱了。

麦姬为了父亲的丧事，首次前往危地马拉。她说：「我们看新闻，才知道每天都有3宗凶杀案。我们到处都不敢去。」
fcj移民中心的人员表示：「为甚么一定要将他遣返？难道不可以等到他的儿子担保他的申请吗？」